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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生说相声创业

作者:admin 来源: 日期:2013-8-20 11:09:06 人气:466 加入收藏 评论:0

每周六下午两点,在西部城市贵阳,10个年轻人会放下各自手头的工作和娱乐,聚到一起,进入共同的相声世界。他们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“春黔社”。

每每排练开始,大家总会提高嗓门,模仿着老相声艺人,用行内术语提醒刷着微博的队友“溜活儿啦!溜活儿啦!”之后,大家身上的T恤牛仔裤运动鞋都会变成长衫大褂黑布鞋,嘴里的贵州方言变成地道的京腔京韵,前一分钟还讨论的八卦,一下子就变成相声段子里的“包袱”。整个下午,所有人都像换了一个频道,从时尚青年变成想象中的“相声表演艺术家”。

晚上七点半,是他们每周一次的相声演出时间。因个子矮而屡屡被开涮的“调话筒艺术家”穆伍、操着“郊区口音”带有“浓浓乡土气息”的东科、擅长快板和绕口令的“台帅”高振洋都是“春黔社”的台柱子。到今年,这个成员平均年龄25岁的相声社团已经生存了6年。

大学生说相声创业

2007年,同在贵州民族学院(现贵州民族大学——记者注)读书的天津人洪方舟和河南人穆伍凑到了一起,因为痴迷相声,两人迅速“搭伙”成为一对相声搭档,还在学校成立了戏剧社团。

社团很快吸引了同样爱好相声的丁阳和陈丹,“在贵州的大学里找一堆听相声看热闹的容易,找俩会说的真难。”洪方舟回忆,那时四个“香臭味儿都相投”的人在校园里到处表演,他们迅速火了起来。

在相声的行业术语中,“瘟”、“泥啦”代表观众对一段相声反应平淡,逗乐效果不好,在学校里,四个人的演出从来没有“瘟”和“泥啦”的担心。渐渐地,校外的一些小型商业演出也会主动邀请他们登台表演,同时奉上一笔“让穷学生满意”的劳务费。

2008年,即将毕业的穆伍和洪方舟都没有按照父母的意愿回家找工作,满脑子想的就是怎么继续说相声。最终,四个人达成共识:在贵阳城以相声创业

创业资金、没市场分析、没固定的演出场地;不知道谁是法人代表谁是财务、不知道哪有市场哪能盈利。在这座大多数老百姓分不清台上两人谁是“逗哏”谁是“捧哏”的西部城市里,他们的相声创业梦开始了。

四个人的创业起步从拜师学艺开始。

在相声行当里,没有拜师的相声演员称为“空码儿”,四个人认为,提高表演水平得摆脱“空码儿”。辗转来回,他们拜在定居贵阳的相声表演艺术家刘长声先生门下,按照师承辈分,刘长声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的师哥。

2009年,他们把自己的小剧场演出计划告诉了刘长声,换来的却是刘老一句“你们还不成熟”。为了证明给老师看,四人联系了“校园专场演出”,在学校里的表演依然是次次满堂彩。表演中,同样酷爱相声的贵州师范大学学生高振洋加入了团队。

一片叫好声加上各方帮助,2009年12月19日,“春黔社”正式开始每周六晚在茶馆演出。

直到这时,他们依然不知道市场在哪、该怎么经营。只是在身边朋友们的支持下,前几场场场坐满,一场下来能赚到大约1000元。

好景不长,2010年3月起,来听相声的人越来越少,最糟糕的一场,只有一个观众。当天,“春黔社”准备了五个节目,才说到第二个,唯一的观众去洗手间之后就再也没回来。

眼看着站在台上的高振洋要流眼泪,同样沮丧的洪方舟对他说:“觉得丢脸了?其实他在教咱们怎么说相声。”

说的乏味,把听众说走了,“春黔社”体会到了什么是相声老话里的“酥年儿”(观众少)。

从聚到散,一切都没了

除了票房,同样心酸的,还有几个人的生活。为方便练相声,几人合租在一处老旧的小区里,为节省开支,几个人从来不敢在外面下馆子,更不敢去参加朋友聚会,每个星期几个人凑在一起只有100块钱生活费。

洪方舟记得,那时,最常吃的是馒头和水煮白菜蘸辣椒,最开心的是逛超市买打折的可乐,最奢侈的是每个月末路边摊的烧烤烙锅。

“做菜死命了往里放盐。”高振洋形容那时的生活“真是苦到没边了”。“但我们看得到希望”,高振洋说,对窝在一起吃白菜啃馒头的日子来说,未来的希望在于志同道合。

坚持到2010年6月底,由于说相声的场地修缮,“春黔社”不得不关门停业。

“春黔社“散伙,几个形影不离的伙伴也搬出了那个老旧的出租屋。7月,陈丹去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上班;9月,迫于家庭压力,丁阳悄悄地回了老家,电话打不通,QQ不上线,招呼都没打一声离开了;10月,洪方舟去了肯德基上班;11月,穆伍去了贵州青年志愿者艺术团工作。大家的联系越来越少。

2010年11月19日,师父刘长声去世,五个兄弟再次聚齐见面,“大家基本没有交流任何与相声有关的东西,办完丧事就分开了。”穆伍说。

2011年年初,和穆伍跑了六年爱情马拉松的女友提出分手。穆伍一直只有两个梦想,一个是说相声,另一个就是娶回心爱的姑娘。“春黔社”没了,爱情也丢了。“那一刻,我的整个人生崩塌了。”穆伍说。

“出去赚奶粉,养‘春黔社’这位母亲”

穆伍开始拼命工作。2011年8月,一次偶然机会,穆伍听说以前演出的茶馆再次开张营业,他立马找到主管商量重启演出的事宜,最终以营业额对半分谈妥演出地点。准备了一个月,“春黔社”再次演出了。

再次开业,团队积极创作了具有贵州本土特色的相声剧本,也把时下流行的“买房”、“城管”、“教育”、“世界末日”等话题搬进了剧本,针砭时弊,几个人还开始用微博发动同城的人来听相声。

比过去演出好的是,听众渐渐多了起来,和过去差不多的是,社团依然没有盈利,眼看就“奔三”的穆伍心起波澜。

虽然是团长,一月拿2000元的工资,毕业五年的穆伍依旧勉强维持生活,一年到头和朋友聚会从来不主动请客。一次和朋友吃饭,饭后朋友们起哄说让穆伍请客唱歌。穆伍用信用卡刷了569元房费和酒水,“刷卡的时候,心疼得像在滴血”。听着朋友们唱歌,穆伍一遍一遍想——如果毕业时接下那份党刊记者的工作,现在不至于这么窘迫。

那晚,他坐公交车一路哭着回了出租屋。

考虑了一个晚上,他打电话给洪方舟,说了自己的困窘和想放弃的想法,事后穆伍才知道,洪方舟在挂了电话之后,淌了两个小时的眼泪,也加速了回老家的想法。

2012年11月,感觉由于团队成员不积极钻业务,穆伍第一次和兄弟们发了火。洪方舟也觉得,整个团队,除了自己和穆伍,其余人都不爱相声,不然,“怎么老有那么多借口不排练”。

团队的心开始动摇了。12月,传说中的世界末日没来,“春黔社”的末日却降临了。一次演出结束后,洪方舟和大家说:“过年我就回天津。”

2013年2月2日,本来是穆伍、洪方舟二人的专场演出,因为洪方舟坚持要离开,从未吵过架的这两个人吵了起来,那一晚,洪方舟一个人在台上演出。第一次,洪方舟的左手边少了一个让他“砸挂”(戏谑取笑)的人。

洪方舟离开“春黔社”,回老家找寻普通人的安稳日子。

心爱的姑娘离去,好搭档也走了,穆伍只剩下每月2000元的“盈利”和一个相声理想。当初起名“春黔社”,是寓意“在黔中大地上绽放春日光彩”,然而,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。穆伍也终于想通了,“‘春黔社’就是一个贫瘠的母亲,她没法产奶,那我们就要自己出去挣钱回来养自己,养活她。”

看着自己的社团再次跌入低谷,成员们并没有像上次那样一哄而散。大家通过微博相互调侃,实际他们心里都知道,他们是在彼此鼓励,也给观众传递出信心。

如今,“春黔社”的成员大都有了自己固定的工作,收入有了保障,每周六下午聚在一起“溜活儿”,每场演出结束后,大家都会快速从后台跑到大门口,沿着台阶站成一排,抱拳作揖微笑着直到欢送走最后一位听众。

穆伍说,找到养家糊口的资本,可以把相声理想延续下去,“重要的不就是给生活带来个‘乐儿’吗?”